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就是由天下为家经过礼治，以血缘亲情为基础又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超越了家天下而达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13.您曾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78年高考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哲学系。

杨祖陶老师在晚年，还独立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等。他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两节课或三节课，中间就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气讲下来不看讲稿。虽然以前我在当知青、工人的时候接触过哲学，看过汪子嵩等编的《欧洲哲学史简编》，杨荣国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但我胆子很小，觉得哲学太深奥。可以说，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研究和弘扬国学。虽然老师不被重视，章开沅先生曾说，湖北有愧于萧先生，但是没有关系，老师依旧保持风骨，坚持为人为学的原则。

这些我们都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访问前贤。在学术排名上，2000年到2007年间，以及稍后一两年，我们大多都是前几名，也曾当过第一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是我们的行政习惯。

大陆新儒家一直认为，五·四以来是一个误解的历史，因而逆转过去，拿出春秋公羊法，以为就有了政治儒学，就解决问题了。另外，温和的宗教，比如在汉地极度萎缩的佛教，只谈性论，不谈量论——量论就是政治，是否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强人政治一定是非制度性的。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以前，儒学是古代的意识形态。

他们发现，再想用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来解决中国问题，此路不通。儒学要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危机和外部挑战究竟源自何方，要清楚儒学危机之门在哪里打开，在哪里关上。

另外，社会是两个轮子，一个是盈利性社会就是现代企业，另一个是非盈利性社会——公民的自治组织、公益组织。有性格、有见地、有能力，对上级可能不太服、不太尊重的人，从科级干部到部级干部就一直是一个淘汰过程。第二，政教关系的调整——政教关系调整之下，才有不同政治态度的宗教在宗教社会政策布局当中的不同安顿。问：儒学在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出场，儒学要通三统，成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叙述的一部分。

比如他修尼姑庵，让和尚与尼姑混住。问：你对海外新儒家评价比较高，怎么看待民国以来新儒家的贡献？ 答：首先要肯定新儒家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一，承认中国传统结构是被打散的——所谓花果飘零，就是这一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到1840年，被明清交替所掩盖住的矛盾和现代性扣合起来总爆发。王阳明面对明代的乱局，有着比其他人更强的双重危机感：第一是农民起义，他不会把农民起义当成一种偶发性事件，他感觉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暗流。

儒学以宗族凝结和民间信仰的方式重新回归，是不是重新获得竞争力的方式？ 任剑涛：宗教重建和宗祠重建是两个问题，宗祠重建是因应于社会流动、基层社会坏死而采取的社会措施，属于社会政策，政治性比较弱。中国人历来强调强人政治。

这三派共同的幻想在今天应该终止了——你可以设计方案，但是丝毫不发挥影响。宏大的著作用繁复的历史建构，把真正的参照系——现代民主政治的表述给隐匿起来了，读者就觉得中国从古至今也有宪制的传统，即便现在没有，但是走向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叙述就完全是反政治思维的结果。

中国政治，尤其现代中国政治，产生的领导其实是磨掉了棱角的，只有极少数在低位上能够修饰自己政治状态、行政状态的，偶发性的可以成为能人，但大多数应该是平庸者。在思想场域，大陆新儒家呼吁要回到经学，我的基本判断是经学是儒学跟国家权力全面结合的状态。比如，《江村经济》写得是很好，但是对裂变状态表述到位之后就结束了，而更关键的这个表象变化是怎样的实质变化过程，社会学理论家没兴趣，也没有人把转型社会说清楚。第三，多派竞争之后让人明白，中国的问题不能由一家包揽。但是社会科学进入核心问题讨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社会科学支离破碎的实证研究，从而缺乏社会理论。到今天，中国谈论社会理论最热情高涨的其实是激进主义的衰变产品，就是大陆的新左派。

第三，动员大家来反抗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统治，也掩盖了对于明清易代更深层次的理解。但是，贝淡宁的表述比较特殊，它是在一个比较框架当中展开的：西方民主在衰落，选出来的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人，比如特朗普，而不像中国的政治家都训练有素。

在我看来，儒学可以说是在三大脉络里面发展最完整的，气势最宏大，在理论上贡献也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只有他们现在拿得出像样的作品。只有历史癖好的学者才会通过叙述，把似乎没有联系的东西给串联起来。

因为强人一定是在制度之外运作的，强人能够以他的宏大目标、宏伟追求打破章程、规则、戒律，把现成的法律法规都忽略，从而实现其惊世目标。其次，连续性的历史陈述是以历史连续陈述掩盖了历史陈述的断裂性参照系。

表面上，从道德境界来看，王学把儒家关于道德的修养抬高到极限，但是一旦这样之后最大的危机也就跟随而来——一旦内心不认可既存的秩序，就意味着人最后的防线也彻底崩溃了。在实现这个蓝图的过程中，这几个方面是多元竞争，他们想解释一个中国结构性转变，开始往下走，因此三派的提问，是非常重要的。儒学回到大陆，是1980年杜维明先生代表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来支教开始的，但是一直到1989年，儒学复兴的社会呼应不强，当时的呼应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不是儒学的复兴。问：民国新儒家兴起以来，其对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回应，你认为解答了哪些问题，又有哪些没有回答？ 答：民国以来，回应中国危机——中国向何处去，可以说提问成功，而方案失败。

道统是儒家阐述最多的——现代新儒学其实在港台新儒学和大陆新儒学之间竞争道统。这些问题中国思想界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那么救亡也救错了：把独立主权，误解为国家权力、中央王权，人们崇敬的是权力重建，而不是国家机制重建——国家机制重建首先强调权力要分割，社会要制约国家。二是儒学复兴的背景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陷入困境，而权力又不愿意把法国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高扬过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意识形态重建的指引——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对权力的作用，使他们有天生的直觉和敏感。

自由主义当然表现的最苍白，属于调和折中派，属于第三党，这都是自由主义尴尬的命名，说白了就是无能。并且，如果不发明自己的内心，而陷入事事物物的枝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后再豁然贯通，很多人坚持不到豁然贯通的那一刻。

但是他们在制度上缺乏设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学的危机不应该从清代谈起，更不应该从晚清谈起，当然也绝对不能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来谈起——只不过这场战争让这种危机显性化，而且是陡然地摔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台面上，原来的朝代交替，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大家都在里面自我欺骗，这下掩盖不住了。基于空间疏离，这样的愿望难以实现。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历史想象的产品，是黑格尔式的历史叙事的结果。

李贽被称为明代第一思想犯，他要发明本心，首先就要挑战政治规则。中国人总是想回避当下和未来挑战，回到原来已经证明有效的秩序之中去然后来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笑谈，但这确实是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路。

你提到的两部著作，比较对象都是西方现代，但是中国传统中哪里有宪制的传统？宪制是现代的结果，没有工业文明，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可靠的自由民主宪制。社会理论是针对整个人类传统社会结构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

中国现代学术没有社会理论，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充作社会理论。因此他愤怒地批判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时候，实际上是抵抗现代社会而要从前现代社会直接变成一个后现代社会。